上周四，国家和特区政府分别举行了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活动。对于今天在香港生活的年青人，战争彷佛是遥远而陌生的事，但对于经历过日军侵华的人和退伍军人，今天诉说起沦陷时期的情境则仍往往难掩伤痛。在我们的城巿里，至今仍有不少与这段历史有关的遗迹和建筑默然伫立，无声地诉说着历史。容我跟大家介绍当中一两个遗址和建筑，一起重温这段历史的一些片段。

1941年12月8日，日军从广州派军机轰炸启德机场，同时立即由深圳渡河南下入侵新界；至12日新界和九龙半岛相继沦陷，守军唯有退守港岛；18日，日军集结军力登陆北角、太古和鲗鱼涌，与守军发生激烈战斗，其中最惨烈的一场，便是湾仔黄泥涌峡的攻防战。由于黄泥涌峡把握着港岛南北交通咽喉，日军登陆港岛后便马上强攻这个军事要塞。当时守卫黄泥涌峡的「西旅指挥总部」二百多名守军，主要由加拿大温尼佰近卫营组成，当时他们来港只是数星期，缺乏装备和支援，但仍然奋力抗敌，跟日军恶战16小时后最终不敌，逾半守军壮烈牺牲。到25日，香港经历了十八天的保卫战后，总督杨慕琦在九龙半岛酒店（现为一级历史建筑）向日军投降。黄泥涌峡军事遗址现已被评为二级历史建筑，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当时用作指挥部的砖屋和碉堡阵地，政府亦在当地设立了军事文物径，让大家凭弔这段历史。

香港投降后，一些被俘的守军和平民便分别被关押到赤柱、深水埗和亚皆老街等地的集中营。其中赤柱的拘留营，本身是位处当地的圣士提反书院和邻近的赤柱监狱守卫宿舍。1941年12月中旬日军攻港时，书院被英军改用为紧急军事医院，到25日早上被日军攻占，院内的伤员、医护人员和教职员惨遭杀害，书院亦被改用作拘留营。据记载，在日占期间约有3,000人被拘禁于赤柱拘留营，据营内的生还者后来忆述，他们在营内长时间受到饥饿、疾病和劳役折磨。战后，圣士提反书院复课，并在 1950 年加建了一所小教堂，以纪念曾在拘留营内被囚禁和牺牲的不幸者。今天书院的大楼已被列为法定古迹、书院多栋宿舍和小教堂亦分别被评为二级和三级历史建筑，如大家到访的话，请看看教堂大门上方的彩色玻璃，它描绘了昔日集中营的境况，让世人铭记这段历史。

除了集中营，日军在全港亦实行了各种严苛的措拖，如强征物资，滥发军票等，被日军杀害的香港市民和战俘更难以计量。当时香港物资持续短缺，粮食严重不足，巿民生活艰苦，不少人逃离香港避难。据统计，到1945年日占结束时，香港人口由原来的一百六十多万骤降至六十多万。在这「三年零八个月」期间，一些香港巿民和新界原居民不甘任人鱼肉、坐以待毙，奋起组成游击队守卫家园，亦即后来大家所知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。他们以新界为根据地，曾协助救出八百多名中国知识份子及其家人，以及救出近百名欧美和印籍士兵；另外，他们亦协助收集情报和破坏日军的军事设施。当时港九独立大队宣布成立的地点，便是今天已评为二级历史建筑的西贡黄毛应玫瑰小堂。纵然游击队行事隐秘，但1944年秋天却遭汉奸告密，日军赶到包围黄毛应村，更在玫瑰小堂内用残酷手段向多人逼供，唯日军仍无法获得消息，最后洗劫全村离去。类似的逼供事件亦在大埔乌蛟腾发生，多名村民因拒绝透露消息被折磨至死，战后村民在乌蛟腾一处山坡竖立纪念碑，以缅怀先烈；后来纪念碑搬迁，最近获国务院纳入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、遗址名录。

跟大家重温这段香港历史，并非要延续民族仇恨，而是希望铭记历史，珍惜得来不易的和平，并且要自强不息。位于中环的和平纪念碑（法定古迹），在七、八十年代时分别刻上了「1939-1945」的二战年份及「英魂不朽　浩气长存」八个字，以悼念二战时的死难者以及为港捐躯的阵亡将士。而在中区大会堂纪念花园内的烈士名册中、西湾国殇纪念坟场的墙壁上，以至竖立在西贡斩竹湾的抗日英烈纪念碑，都分别载有当年为香港捐躯的守军和游击队员名字。大家可到这些地点，缅怀先烈，并一同以史为鉴，思考未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