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周四，國家和特區政府分別舉行了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紀念活動。對於今天在香港生活的年青人，戰爭彷佛是遙遠而陌生的事，但對於經歷過日軍侵華的人和退伍軍人，今天訴說起淪陷時期的情境則仍往往難掩傷痛。在我們的城巿裡，至今仍有不少與這段歷史有關的遺蹟和建築默然佇立，無聲地訴說著歷史。容我跟大家介紹當中一兩個遺址和建築，一起重溫這段歷史的一些片段。

1941年12月8日，日軍從廣州派軍機轟炸啟德機場，同時立即由深圳渡河南下入侵新界；至12日新界和九龍半島相繼淪陷，守軍唯有退守港島；18日，日軍集結軍力登陸北角、太古和鰂魚涌，與守軍發生激烈戰鬥，其中最慘烈的一場，便是灣仔黃泥涌峽的攻防戰。由於黃泥涌峽把握著港島南北交通咽喉，日軍登陸港島後便馬上強攻這個軍事要塞。當時守衛黃泥涌峽的「西旅指揮總部」二百多名守軍，主要由加拿大溫尼佰近衛營組成，當時他們來港只是數星期，缺乏裝備和支援，但仍然奮力抗敵，跟日軍惡戰16小時後最終不敵，逾半守軍壯烈犧牲。到25日，香港經歷了十八天的保衛戰後，總督楊慕琦在九龍半島酒店（現為一級歷史建築）向日軍投降。黃泥涌峽軍事遺址現已被評為二級歷史建築，今天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當時用作指揮部的磚屋和碉堡陣地，政府亦在當地設立了軍事文物徑，讓大家憑弔這段歷史。

香港投降後，一些被俘的守軍和平民便分別被關押到赤柱、深水埗和亞皆老街等地的集中營。其中赤柱的拘留營，本身是位處當地的聖士提反書院和鄰近的赤柱監獄守衛宿舍。1941年12月中旬日軍攻港時，書院被英軍改用為緊急軍事醫院，到25日早上被日軍攻佔，院內的傷員、醫護人員和教職員慘遭殺害，書院亦被改用作拘留營。據記載，在日佔期間約有3,000人被拘禁於赤柱拘留營，據營內的生還者後來憶述，他們在營內長時間受到飢餓、疾病和勞役折磨。戰後，聖士提反書院復課，並在 1950 年加建了一所小教堂，以紀念曾在拘留營內被囚禁和犧牲的不幸者。今天書院的大樓已被列為法定古蹟、書院多棟宿舍和小教堂亦分別被評為二級和三級歷史建築，如大家到訪的話，請看看教堂大門上方的彩色玻璃，它描繪了昔日集中營的境況，讓世人銘記這段歷史。

除了集中營，日軍在全港亦實行了各種嚴苛的措拖，如強徵物資，濫發軍票等，被日軍殺害的香港市民和戰俘更難以計量。當時香港物資持續短缺，糧食嚴重不足，巿民生活艱苦，不少人逃離香港避難。據統計，到1945年日佔結束時，香港人口由原來的一百六十多萬驟降至六十多萬。在這「三年零八個月」期間，一些香港巿民和新界原居民不甘任人魚肉、坐以待斃，奮起組成游擊隊守衛家園，亦即後來大家所知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。他們以新界為根據地，曾協助救出八百多名中國知識份子及其家人，以及救出近百名歐美和印籍士兵；另外，他們亦協助收集情報和破壞日軍的軍事設施。當時港九獨立大隊宣布成立的地點，便是今天已評為二級歷史建築的西貢黃毛應玫瑰小堂。縱然游擊隊行事隱秘，但1944年秋天卻遭漢奸告密，日軍趕到包圍黃毛應村，更在玫瑰小堂內用殘酷手段向多人逼供，唯日軍仍無法獲得消息，最後洗劫全村離去。類似的逼供事件亦在大埔烏蛟騰發生，多名村民因拒絕透露消息被折磨至死，戰後村民在烏蛟騰一處山坡豎立紀念碑，以緬懷先烈；後來紀念碑搬遷，最近獲國務院納入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、遺址名錄。

跟大家重溫這段香港歷史，並非要延續民族仇恨，而是希望銘記歷史，珍惜得來不易的和平，並且要自強不息。位於中環的和平紀念碑（法定古蹟），在七、八十年代時分別刻上了「1939-1945」的二戰年份及「英魂不朽　浩氣長存」八個字，以悼念二戰時的死難者以及為港捐軀的陣亡將士。而在中區大會堂紀念花園內的烈士名冊中、西灣國殤紀念墳場的牆壁上，以至竪立在西貢斬竹灣的抗日英烈紀念碑，都分別載有當年為香港捐軀的守軍和游擊隊員名字。大家可到這些地點，緬懷先烈，並一同以史為鑑，思考未來。